读书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软件更新一样的由低级到高级。但我的读书是有省略号的，省略了高中和大学。这七年的时光，失去了多少文字的新颖和创造，我不得而知，也不想去知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知识的确能改变命运。
学无止境，读书不是起始于学校而终结于学校的。学校的学习是固化的，像超市的货架，在什么地方摆放什么东西一样，缺乏线性思维。但学校依然是学习的最佳环境，可以“一心只读圣贤书”，尤其是遇到好的老师，他会无止境的帮你解读“圣贤”二字。我是七十年代打头的人，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我的童年也留下过点滴的影响，“批林批孔”的顺口溜到现在也能说几句。从四五岁开始，背上就背上碗口粗的一捆柴，踉踉跄跄的穿梭在陡峭的山路之间，那时候，有学上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我是八岁的时候才上的一年级，那时候上学，是要走将近四十分钟山路的，山路不大，可以容两个人并排通过，尤其在冬天，有的地方就得等一个人通过后再走。环境制衡着发展，也制衡着我上学。
我一年级的老师是我们大队大队长的儿子，姓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在我们大队当上了民办老师。他很凶，尤其是年轻人的火气很大，动不动就会让教鞭在教室里跳舞，孩子们都很怕他。但我在自己人生的长河里依然称他为“良师益友”，绝对是褒义的。那时候我很穷，穷到经常穿的裤子，屁股蛋总会和蓝天对话，看笑话的同学总会遭到他最严厉的批评。他经常问我们，在家里都干些什么活，背过柴没有，砍过树没有，给牛割过草没有，喂过猪吗，拾过麦穗吗。凡是生活涉及到的必须的劳动内容，他都会问到，最后会说：“想改变命运吗？如果想，就得好好读书。”命运，什么是命运，八岁的我对此产生了极度的好奇。虽说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但我感觉到命运很重要，尤其是像我一碗玉米面疙瘩就能打法的人来说，命运就是白花花的馒头，就是一碗浆水面条，就是没有破洞的衣服，就是一双可以温暖脚丫的袜子。
郑老师很严厉，但也很节俭，尤其是对我们的要求，一是严厉二、是节省。要求我们的作业本一学期不能超过四本，铅笔不能超过四支。听起来很是扯蛋，但我们做到了。做作业之前必须在草稿纸上把生字写会，把数学题算对，然后在作业本上抄一遍即可。这样就节省了作业本也节省了铅笔。我们的草稿纸很大，大到整个校园都是。教室里，屋檐下，院子里，撵麦场，凡是人能爬的地方就都是我们的草稿纸。我们的书包里装满了笔，一支支用细小的竹子做的笔。用竹子做笔挺简单的，只需要从家里退休的扫把里抽出几根竹子，挑选笔直的几段沿竹节处砍成四五寸的小段，在把没有竹节的那头削尖即可。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有风有雨，更多的是有场地。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师少，学生多，两个年级一个教室或者三个年级一个教室的复式教学。我是比较幸运的，那时是一年级一个班，二四年级一个班，三五年级一个班。
我是学校里的新生，老师也是学校里的新老师。郑老师刚刚高中毕业，所以一年级的教学任务就是他的，关键是以前的老师都教不好拼音。我们那时候上学，国家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尤其在辍学这个方面，更没有明文规定，全靠学生的意志和家长的意愿，所以那时候的学生人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就是杨继业数儿。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二十几人，到五年级毕业时仅仅剩了不到三分之一，一起考上初中的只有四人。
郑老师上课简单，从不拖泥带水，没有过多的课前准备，就是简单的调板。语文就是听写生字或词语，总会叫二到三名学生在黑板上写，其他的在地上写。数学总会写几道计算题，和语文一样，可那效果是不一样的，谁做对了谁做错了却盯得很紧的。上课也没有花样，教“a、o、e”就是在黑板上画一个四线三格，一笔一画的把字母填充在里面，然后用教鞭指着字母，一边画着笔画顺序，一边教发音。在我们跟着读的时候，要坐直，手指为笔，课桌为本子，一边读一边写，口随眼动，手随口动。老师教完了，大多数学生也就会写了。学习生字也是一样，他的教鞭在黑板上怎么行走，我们的手指在课桌上就怎么行走。就这样，我们的一节课上完了，该学的学会了，需要写的也就写会了，作业就是一个复习巩固的过程而已。
我们的书包，除了装满笔之外，还要装五十根以内三寸长的小木棍，那是我们数学课的教具。小木棍除了用来数数外，更多的是做数学题。比如老师在黑板上写出2+1，我们的小手就得在课桌左边放两根小木棍，右边放一根小木棍，然后从左右两边向中间移动小木棍，使之汇合，3就出现了。又比如2-1，我们就在课桌上摆上两根木棍，然后从中移走一根，1就出来了。现在想想，这种教学不仅仅是寓教于乐，更是手脑并用，再深思一点，从摆放中我们就可总结出加法就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减法就是把一个数拆成两个数。如果学了连加和连减，加法和减法的意义就延申了：加法就是把几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减法就是把一个数拆成几个数的运算。呵呵，简单不。
如果遇到下雨，我们的草稿纸就变小了，局限于教室和屋檐下。草稿纸有多大，我们的天空就有多大，或许就是我们那个特定的年代造就了我们广阔的草稿纸，也为我们的眼睛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童年的无拘无束，打磨滚爬，泥猴子一样的我们，才坚韧了为了自己的天空更辽远。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草稿纸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炕沿上、餐桌上、山野里，到处都成为了我们童年的草稿纸。
我们的小学生活没有现在的孩子优越，但比现在幸福。没有跳绳，一根藤条就解决了。没有兵乓球、没有篮球足球，但我们有泥巴，有石子。泥巴可以做汽车造房子，石子可以熏黄猫抓五子。学校门前是生产队里的打麦场，场边张着一棵两人合抱才能抱住的枇杷树，枇杷树四周的土地年年耕，但没有种过什么庄稼。枇杷树上那些斜劣而下的枝条，是我们荡秋天的骄傲。有时臂力不支的情况下，会摔倒在坎下的田地里，浑然一头土驴的形象，看热闹的孩子们会笑的四仰八叉。枇杷树旁边有两颗水桶粗的白杨树，树距在两米左右。或许是巧夺天工把，两棵树都在十二三米高的地方同时发叉，叉之间可以横放一根碗口粗的木头。郑老师利用这浑然天成的有利条件，为我们这些猴子们建造了一个爬杆，体育课或者课间十分钟，哪儿就是猴子们的乐园。有的双手握紧爬杆，双脚勾着杆子做支撑，拼着命憋红了脸往上爬，但终究爬到四五米高后就顺着杆子滑下来，憋屈极了。有的蜷着双腿，两只手灵活的交换，不多几秒钟就爬到杆顶，背着头向下张望，很是自豪的。有的是垂直着双腿，身子一纵一纵的，像蛙泳运动员那样前进，这是最快的爬杆人。
后来，在郑老师的带动下，和几个家长在教室前的院子里栽了两个木桩，木桩的上面凿了三个小圆孔，两棵木桩的孔距相等，在圆孔里窜一根木棍（韧性极强的木质做成的），那就是单杠。根据个头的高低可也换孔，满足所有学生玩耍。单杠做好了，我们就三三两两的去水泉抬水，老师把抬来的水洒在单杠的四周，第二天组织学生把泥土里的石子捡的一干二净，让后再踩的光滑平整。有太阳的日子，单杠的四周总会像打扫教室一样洒几次水，一是保持光滑，二是增加土的湿润，从而保持土的弹性。
最有趣的是那年冬天，尤其在进入九里头，寒风凛冽，天又亮的迟，提火炉上学就是我们的日常。火炉很简单，就是利用废旧的洋瓷盆，确定四个平分的点，打四个小孔，对称的穿上16号铁丝。铁丝的长短由身高决定，那就是一只手握紧铁丝后，火炉离地一寸之余，这样可以便于我们用火炉在自己的面前摔八字。
“着火了，着火了。”在课间的时候，提着火炉摔八字也成了一种游戏。不知道是谁在摔八字的时候没有抓紧火炉，火炉飞出去后落进了撵麦场里堆积的麦草堆里，火瞬间就燃起来了。还好，几个大一点的学生迅速扑灭了火势。等到老师们来的时候，火已经彻底扑灭了，但也可怜了我们。我们的火炉被郑老师没收了，用他那具有代表性的大头皮鞋一顿踩得面目全非。第二天，我们都空着手上学去，可也巧了，有几个学生在上学的路上碰见了郑老师他爸，问及了原因，估计郑老师是狠狠的挨了他爸的一顿批，当天下午，一个人吊着脸在房子里修复着我们的火炉。从此以后，我们摔八字的时候就离麦草垛远远的了。
一晃，三年级就结束了，当我们在新的一学年开始的时候，再也没有见到郑老师，据父亲说，郑老师考上了礼县师范，两年后毕业就是公家的人了，那时我好羡慕。
人的一生需要一个好的启蒙，但那个启蒙不仅仅是老师，更要有一个能够支撑你感触老师启蒙的环境。我的那个时代，我的那个家庭，就是支撑我感念老师的温床。
在郑老师即将退休的时候，我回到了家乡，在他评审副高级教师时帮他准备了各项需要的条件资料，郑老师也在退休之前拿到了相应的工资待遇，我经常在抖音里看到他发的视频，快乐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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