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嫂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午睡，她让我向单位告假，说送母亲来医院的路上，估计要住院。话语轻描淡写，但我依然从她平静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些急促和不安。
尽管她一再交代，不要麻烦其他兄弟姊妹，我们处理就好，但我还是如母亲常说的“狗肚子里藏不了二两香油”，忍不住告知了小哥哥。
来不及收拾，简单将头发扎了一个马尾，便急匆匆赶往市立医院。
听说母亲可能是脑梗，争得一分时间就是挣得一分命，二嫂已在路途中联系医院走绿色通道，我们就在医院的急诊门口眼巴巴等着。
三月的风，肆意而狂放，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要侧着身子才不至于被吹得往后退。行道树叶被揪落，在街面你追我赶，哗啦哗啦，就连医院门口的锥桶也被刮得东倒西歪，哐嘡哐嘡响，保安人员不得不随时跑过来，把它扶正。
担架已准备好，一身志愿服的护工严阵以待。想着母亲将哀嚎着或是安安静静地躺着从这扇门里推进去，推向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那里掩藏着许多不可预料，心就一直悬着，像一个轻飘飘的气球浮在大气层，怎么也落不下来。
她曾经是一座巍峨的高山，怎么就无声无息地倒下了呢？想到这，莫名的感伤接连一阵心的刺痛。
等待的过程让人焦灼不安，我们不停地朝着街面张望。老远就看见熟悉的车子，二哥打着灯，在不停地变道、超车。
一声刹车声，车子停在了面前，我们推着担架拥了上去。打开车门，看到母亲双眼紧闭，嘴角不断流着涎液。我叫了一声，她没有应答，她想努力睁眼，但没能睁开，只是眼皮动了一下。
快，扶下来，动作轻点。二嫂催促着。
护工搂住她的臂膀，我们端住她的屁股和双腿，想把她轻轻平放到担架上。我的手触摸到她的身下，湿漉漉的一片，冰凉凉的，天呐，这一定是小便失禁了！病情的严重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心不由得一紧。
要是往日，她一定会嘬着嘴咻咻咻喊疼，喊慢点，轻点，这一次，她张大的嘴巴像被东西焊牢，闭合不下来，舌头都没能缩进去，发不出一点声来。
没有她的声音，我的世界一片哑寂。
她耷拉着的左腿失去了主张，任由摆布，左手从胸前滑落下来。我连忙上前捉住。这只软塌塌冰凉凉瘦精精的手，粗糙的手掌，纹路像沟壑，经年风雨岁月的磨砺，茧了，累了，倦了，再也握不住什么。我一连呼喊了几声“妈”，无应答。我再也止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哥嫂与医生简洁沟通后，紧急溶栓。针水注射下去一会儿，身体有了些许反应，母亲终于睁开她浑浊的眼睛，无力地望着天花板，嘴唇在动，似乎要说什么，我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才听见她在喉咙里滑出的两个字：“莫哭。”
怎么能不哭？我的泪水流淌得更加欢畅了，以为她的世界就此寂静，得全凭感觉感知她要表达的意思，那将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时，她又能开口说话了，这怎能不让人喜极而泣？只要她能说，哪怕一直说，我们再也不会嫌她说得烦，听得厌了。
头巾凌乱地捂在她脑后，稀疏的头发乱麻麻一团，我小心翼翼把它捋顺，往脑后压了压，她想挤出一点笑容，嘴角才微微舒展，又昏沉沉睡去。
签字、付各种检查费用、办住院手续同时进行，我们几乎都是一路小跑着，生怕片刻的耽搁，会导致终身的遗憾。
CT、核磁，各种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看着她的表情，我们已猜出问题的严重性。她指着电脑屏幕，环整个头颅水波样的闪烁部分，说，大脑已全部梗死。她用手绕了个环打了个比方，就是这个电路板完全无法通电，大脑中枢无法正常工作了。
她说了很多将会出现的严重症状，并嘱咐了一句：“你们要有心里准备。”
原本晴朗朗的天，忽就觉得一下暗下来。风咻咻咻地拍打着窗子，一副兴师动众的架势，被卷起的云层厚厚堆叠在一起，像一床床浸泡过水的棉被，厚重、密密实实遮挡在了窗前，让人透不过气来。
呼吸机、监测仪、吊瓶全用上了，机器嘟嘟嘟地响着，响得神经都紧绷了起来。密密麻麻的线管，像蛛丝，从母亲的鼻孔、前胸、手臂上长了出来。
我们不停抚摸她的脸，呼唤着她，握住她还有余温的右手，希望生命的动力能源源不断地自我们的掌心通达于她的经络，给她于信心，还她于奇迹——我们没有放弃，她也要坚持。
时间在忐忑中一分一秒的走过，从入院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三四个钟头，日头似乎也累了，倦了，远远隐进了西山，只剩下一层层淡金色的蕾丝边。黄昏的地平线，像一把利刃，清晰地割断了母亲的幸福喜悦。
二
母亲半夜醒过来，看到齐聚在自己面前的子女，像是一下才明白自己在医院，大抵经历了怎样的事情。她看每个儿女的眼神都很专注，像刚出自她胎腹时一样的怜爱。我想她一定害怕眼睛一闭，便是永别，她一定是在漫长的黑暗中感受到了——阴阳其实只隔着一个眨眼的距离。
我们为她擦脸，为她按摩左腿，她的头在枕上轻轻晃了晃，含混不清地说：“没用了。”因为长时间的疼痛，她的嘴皮干到快要裂开，我们只能将棉签蘸水，一遍一遍敷，一滴一滴蘸到她的舌尖上。看她艰难地吞咽，嘴唇不断地翕合，喉咙里发出的倥侗声，挣命便是此时最真实的意象。
满身的管子让她难受，她想抡起手摸一下鼻孔，无奈太过虚弱，手只是晃到脸边又软软地垂下了，帮她挠了挠，她又陷入浑浑噩噩的睡眠中。
夜已深，我们靠在墙边打盹。从外地赶来的大哥一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为母亲盖被子，量体温，不停地搓揉她的手掌。也许是各种各样的疼痛山崩海啸般袭来，母亲的脸是扭曲的，人中在紧缩，皱纹在层层叠加，像一个被一次次揉皱的纸团。
她不时发出低低的呻吟，闭着眼睛，右手不停地掀开被子，撕扯衣服、纽扣，一寸寸沿着被沿摸索下去，像是要捻清每一个针脚。一次又一次，手掌在空中挥舞，像驱赶，又像是要抓住些什么。
曾有古言，老人若有撕扯衣服的行为，说明在世的时日不多了。一想到这，我不禁泪水横流，推开房门，蹲在走廊的角落处掩面而泣。
医院配备了专门的手套，防止病人撕扯，我们却不忍心给她用上。年近六旬的大哥，要么坐着，要么站着，寸步不离，在她扬起手的瞬间，都精准地握住，成为母亲弧线划出后的一个自由而温柔的落点。他一次次为她盖上掀开或踢开的被子。
消炎、化水肿、止痛的，各种药物轮番着上，吊瓶一瓶又一瓶，从清晨滴到日暮。那条不再有知觉的胳膊，像一条发不出声的沟渠，任由冰冰凉凉的药水一寸寸浸透。
偶尔清醒过来的母亲，一睁眼就要我们扶她下床，她要自己去上卫生间，耐心安慰她以后有的是时间，她暴怒了，不停地撕扯兜在身下的尿裤，斥责我们，怎不让她下地，拿剪刀来，把这玩意给剪烂。
折腾一阵，又疲了，倦了，昏沉沉睡去。不同味道的粥，原封不动地冒完最后一丝热气，冷却，凝固，被抛进垃圾桶。
整整两天，水米未进，维持她生命的，就是这一根根管子，这管子就是从她身体内长出来的根须。
医生说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插胃管。看着冰冷的机器摆在身旁，做胃镜检查时的恐惧让人颤栗，哥哥们将我支开，去拿营养液。
等我回来时，母亲在挣扎，在哀嚎，鼻孔里又多出了一根线管。医生将一针筒一针筒的水注射进去，虽水流无声，但一定滋润着她干渴的每一寸肌肤；黄色的营养液一点一点浅下去，估计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正转化为重新点燃生命的动能吧。
可疼痛依旧没有放过她。
白天与黑夜究竟有没有明确的分割和糅合，不得而知，我们的眼前只是一片灰暗。
轮班的熬夜守护，让我们眼睛红肿，身心俱疲，在迈出的每一个沉重步伐里，总觉大脑的指令没有完全传达，身体不大协调。
有人说：“儿女是父母的债账。”我想，也是我们向母亲报一些恩的时候了。
三
我经常自诩“小老六”，村里上年纪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人”，用土话讲，就是没有分到粮食和土地的人。这在当时，对于我的家庭无疑雪上加霜。
看着茅草屋里全是一屋子的娃，又怀着我时，舅妈生气了，指着她吼道：“就知道生生生，又不是领小猪。”硬要把母亲带去城里引产，她认为这个家贫穷的根源不是懒惰也不是其它，就是这一屋子张嘴要吃的娃。
母亲跟着她去了城里，就在第二天要去医院时，母亲却逃跑了，逃跑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一条命，她下不了手，能来世上是娃的命，吃糠咽菜也认了。
话虽这么说，可大字不识的母亲从未认过命。
我的出生正赶上挣工分的年代，但凡孩子长大，有些劳力，都成了大人的小帮手，挣工分参与养家糊口，上学就成了一件提都不可多提的事。可母亲偏不，硬是把孩子一个个送进学堂，她不想让孩子跟她一样，一辈子困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刨生。在别人的眼中，母亲多半不正常，哪有挨自己过不去不让自己清闲一点的人？
小哥和我，不到入学年龄，只有跟在读半天书干半天农活的哥哥姐姐身边，就是上课，他们也要轮换着把我们两个带进学堂去。只有让父母腾出手来，才可以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再搭配些粗糠野菜，凑合着将一年熬过去。
我们吃怕了那些用二道麦麸做出的麦粑粑，虽冒着热气，粗糙得梗脖子，不喝下几口清汤寡水的菜汤，根本没法下咽；洋芋舍不得削皮，吃在嘴里麻麻的，糙糙的，失去了细腻的质感；就连吃一顿黄生生的包谷饭，哪怕吃得满嘴跑，那一定得是个重大的日子。
石兰、地雷公、水芹菜、木通藤、瓜尖、萝卜叶，但凡能吃的都成了餐桌上的菜肴。
穷不可怕，可穷却成了原罪，就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伤疤。
大公房里的粮食少掉好几背篓，香油瓶里的油快见底了，好巧不巧的是，那些玉米粒一直撒落到我家门口。还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见过我家用香油做面条，一家人吃得稀里哗啦。结论就是，作为保管员的父亲，在某个风高夜黑的夜晚，监守自盗。
父亲百口莫辩，因为他是保管员。生产队对他的处理结果就是要悔过，要赔。
在公房悔过父亲不怕，纵使房屋阴森，像撕开獠牙的怪物，要把父亲一口吞进黑暗里；纵使堆得山一样高的玉米棒子，要剥成玉米粒也不怕，他可以忘记自己是肉躯，只是一个给玉米脱粒的机器。
但让他赔这些东西直接能要他的命——上哪去找？一家人的口粮还没个着落。
父亲的眼眶陷下去了，眼睛也熬得红彤彤的，像斗牛场上身心俱疲而又愤怒的牛。最让人担心的是，他像被什么东西抽走了魂，干什么提不起劲，吃东西吃不出味，到后来甚至不断说着傻话，说自己不想活了。
母亲看着一天一天垮下去的父亲，指着一个比一个高一截，裤子短戳戳，脚拇指在通洞的鞋帮里探头探脑的孩子问：“你要是寻了短见，一了百了，那你告诉我，这帮娃娃谁来养？”
母亲下的这一剂药，劲大，力猛。父亲抱住头，失声痛哭。
是呀，死很容易，有比带着一帮人活着更难的吗？
不知母亲原话怎么说，反正父亲理解的就是，没拿过就是没拿过，什么时候都挺起你的胸膛。
至于丢失的东西怎么还？母亲心里没底。大爹三叔家也是穷得揭不开锅，即便有心也无力。怎么办，死马就当活马医一回——母亲背上不满一岁的我，去找舅舅。
舅舅是名老兵，退伍以后，在公安局工作。母亲哭诉着跟他说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即便知道是冤枉，也难得找出证据自证清白，他也爱莫能助。
舅母的脾气，像一点就炸的炮仗，常当着母亲、舅舅的面口不择言：“像母猪带小猪，整那么一大窝。”现在又惹出这一档子晦气的事，她鼻孔里哼着，眼睛翻着，大着声警告舅舅：“这家人的事，你倒是不要管噶。”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怎么可以不管？舅舅掏不出钱，舅母又不借，在大寒冷的天，舅舅偷偷当掉自己唯一一件军大衣，才帮母亲换得几斤香油钱。
母亲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哭舅舅不容易，哭活着的不容易。但她从没有在丈夫娃娃面前落泪，她知道，一旦一个家的主心骨垮了，这个家一定会垮得干干净净。
母亲挎着个布口袋，厚着脸皮，去村里，去亲戚家，一碗一碗地凑，一斤一斤地借，几乎差了大半村子人情，总算凑够了。
母亲将其它孩子交给大姐照看，背着我，陪父亲到公房一夜一夜掰玉米。要么用玉米骨头搓，要么用蓑衣包个火钳垫在屁股下，在火钳上搓。他们双手长满茧子，冒起血泡。一堆一堆的玉米粒，堆得像一座座山丘，村里人都知道，山丘里埋着父母的冤屈、血泪。
每到大春小春收割的季节，哥哥姐姐们便全体出动，挎上小篮子，组成小分队，打扫才收割过的战场。他们勾着腰，越过一块又一块被镰刀被锄头挥舞过的庄稼地，捡拾遗漏下的一根根的麦穗、一粒粒玉米、一个个被铲得遍体鳞伤的洋芋。凡是能让家人活下去的粮食，一提篓、一背篓攒起来。再少，也是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