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九月，正值秋天，梧桐叶黄，我刚踏上教师岗位，年轻气盛，当班主任。
学生住校，一周五天在校，星期六回家，星期天返校。日日相处，难免产生问题。程志鹤与薛峰碰撞时摔了一跤，腿部受伤流血，非故意行为，也算不上大事故，但住进医院，产生一系列费用。事件主导方薛峰，我找到他，让他付清医药费。程志鹤受伤疼痛，不用付钱，都是理解范围内的事。
每个学生，学期初都购买了意外险，只要住院，就可以报销。我提交一系列资料，交到保险公司，后来赔付近两百元。我想着，这笔钱是薛峰出的，是不是可以将赔付的钱交给薛峰？毕竟人家并非故意，而且叫人掏医药费时，他父母也是二话没说，就把钱交给我，十分配合老师工作，行为可嘉。
那年，没有电话，没有手机，跟家长怎么沟通？我想着，就写封信吧，用张信笺，写上原因与结果，以及我的想法。周六早晨，上完早读，琅琅的书声停下，我通知学生放假，各回各家，顺便把信交给程志鹤，让他跟父母说明这事。
我想着，这合情合理，家长应该没有理由反对，我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钱给薛峰，让一件事画上圆满句号。星期天晚上，学生回到校园，我刚走进教室，程志鹤就把回信交给我，再悄悄地坐在座位上读书。
我拆开一看，脸色铁青，头发竖了起来。信是程父回的，字迹潦草，但观点鲜明，大体意思：“当初我儿子被人打了，那是我在外打工，要是在家，肯定追到学校去。现在还要把钱给打人的人，这是何道理，请问老师是何居心？绝不同意。”
自从站上讲台，手执教鞭后，我自认为挺受人尊重，走到哪里都是一张笑脸，夸我年轻，说我教导有方，虽然是虚伪的奉承语，但听了让我受用，脸微微笑，眼微微眯。这下，受到程父的质问，我的脸自然挂不了：他篡改事实，当初两人只是玩耍，并非打架，没有他所说的‘儿子被人打’；其次，我觉得自己处事公正，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是基于事件发生后正常的处理行为；再者，他说话太不客气，简直目中无人。
既然程父不愿意，我也不好把钱给薛峰。幸好，薛峰家并不知道这事，更没有关注后续出险的情况。这笔钱完全由我说了算，不需要再跟薛峰父母商量。我盘算着，按照道理，这笔赔付款走的是程志鹤的意外险，是保险公司给程的。他非要，当然得给他。
我把钱交给程志鹤，让他带回家给父母，但忍不住心中的恶气，特地回了一封信，告诉他——人家都是尊重老师，你却如此质问，又是何道理？这笔钱属于你的，那就交给你。别忘了，你儿子还在我班上，说话客气点。
这句话里，带着点威胁，好像在说，你若再如此不识抬举，小心我给你儿子穿小鞋。
信交付后，程父没再回信。
我向程志鹤打听。他告诉我，他父亲想冲到学校，跟我硬刚一回，他母亲死活拉着，不让他来。他父亲才停下脚步，拿到赔偿款后，当作这件事没有发生。
我有些得意，眉梢上扬，嘴角弯得像月牙，看来他还是惧怕老师的。我就是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
从此，这件事没再提及，我待程志鹤与薛峰一如平常。再一年，我重新教初一，与程志鹤和薛峰结束师生情缘。虽然在同一所学校，但相遇并不多，见面最多是打声招呼。
只是，事情过后，我常在夜晚躺在床上，反复掂量我处理得如何，真是差不可言，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水准，用词语形容：稚气未脱。设想下，要是程父真追到学校来，要跟我干一架，难不成，我真跟他赤膊相见吗？我这小身板，瘦如猴，打得赢他吗？说不定，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惨淡收场。
把钱给薛峰，这更没道理，虽然情理上通，道义上明，但法律不允许，赔付给谁的钱，就应该给谁！原来，让薛峰付清医药费，这事本已结束，我何必画蛇添足，再想着按自己想法办一回？只能是自设牢笼，将自己置于火架之上，烤得极为危险。
至于程父误解薛峰打他儿子的事，实情说明即可。相信程父并非不讲情理之人，对于老师尚有尊重之心，肯定能够理解，并一笑置之。就算不理解，鸡同鸭讲不明白，那更无需对牛弹琴，让事情随风而去，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
这么一想，再见到程志鹤时，我难免尴尬，内心对他有些隐隐的愧疚。因而，事情过去很多年，隔了二十年的时间，我总无法忘记这件事。尽管太多学生，全被我抛之脑后，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像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海里，铭在我的记忆中，犹如就在昨天。
偏偏，程志鹤初中毕业后，我所在学校中小学合并，成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师资缺乏，想着找人代课，程志鹤被校长看中，请到小学教书，成为我的同事。所幸中小学只是相邻，但分处两个校区，平常并不相交。
元旦新年，红红的太阳照暖大地，全校教师大会召开，我再见到程志鹤。他站在当年读初一所在的教室门口，一如曾经那个懵懂的少年，穿着黑色衣服，梳着三七分头，叫我老师，跟我打招呼。我却心头一震，勉强一笑后，赶紧溜之大吉，像干了错事一般。
人的一生，总在成长的道路上，吃一堑，长一智；历一事，明一理，但愿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老师能够更加成熟稳重一些，不再做这种“似是捍卫尊严，实则乳臭未干”的傻事！当一个合格的、真正意义的老师，绝不负气用事，三思而后行，对得起培育祖国花朵的重担，担得起“桃李满天下”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