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带馨馨回老家，母亲正在院子里吹《小桃红》。五岁的女儿突然挣脱我的手，跑到母亲跟前，踮着脚尖模仿着哼唱起来。那摇头晃脑的模样，连腮帮子鼓起的弧度都和母亲如出一辙。妻子悄悄碰我胳膊说，你瞧，简直像录音机复刻似的。
母亲没有父亲那般严厉。她文化不高，却也不曾向命运俯首。代课、种田、组织妇女现浇，但凡能挣钱的活计，她总要试一试。起初她从未碰过唢呐、铜号、锣鼓这些红白喜事里东家必请的手艺。同村有位老师傅曾当众笑她，你要能学会，我倒着走三圈。话里带刺，想掐灭她抢饭碗的心思。可母亲偏生了倔劲，白日干活，夜里借着月光练气口、背曲牌，腮帮子吹肿了便用热毛巾敷着，硬是从门外汉成了远近闻名的"女把式"。曾经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母亲能把唢呐吹得这么好，定是天赋使然。就像现在发现馨馨洗澡时总哼些自创的调子，妻子惊喜地说这孩子准是遗传了奶奶的音乐细胞。直到有天女儿把西瓜啃得只剩青皮，连红瓤都不留一丝，我忍不住说她，她却梗着脖子顶嘴，奶奶说粒粒皆辛苦。那倔强的神态，活脱脱是二十几年前月光下练唢呐的母亲。
闲时总嚷着这里疼那里痛，可一旦有人喊她去吹号、吹唢呐，便立刻精神起来。天还未亮，她就骑着电动车出门了，那些病痛仿佛从未存在过。二十几年来，母亲主持的红白喜事不下百场。她见过灵堂前哭晕的未亡人，也见过喜宴上强颜欢笑的断肠人。最难忘那回给金婚老人办丧事，子女们在灵前为遗产争得面红耳赤，老人枕下却压着张补了又补的结婚证。归家路上母亲突然说，过日子就像吹《小桃红》，光靠天赋响不久，得日日练气口。两个人走到一起，要记得当初的誓言比金坚。
回县城的车上，馨馨突然扒着座椅问："爸爸，为什么奶奶吃西瓜要舔勺子呀？"妻子扑哧笑出声，我却突然哽住了喉。
记忆里，母亲总要把最后一口饭刮得干干净净，连油花都要用馒头蘸了吃。这习惯如今像一粒种子落在孙女身上，在新世纪的阳光里发了芽。就像她那些朴素的道理，经过岁月淘洗，反而在我们兄弟的生命里扎得更深。
“亲兄弟明算账，但账本外要多留三分情。”母亲这话我记了差不多半辈子。刚工作时支援上大学的弟弟，后来买房时弟弟两口子二话不说来帮忙，九江的房子转给他们时多付的十几万谁都没计较。这些年来，我们兄弟的情分就像母亲腌的腊肉，时间愈久愈见滋味。
现在我也常把这话说给馨馨听。五岁的孩子自然懵懂，可那天看见她把最爱的草莓分给邻居小朋友时，我恍惚又看见母亲把最后一块腊肉夹进奶奶碗里的模样。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跨过了三十年光阴。
这些年村里人丁渐稀，母亲嘴上总说生儿生女都是福，可每逢听见谁家添了孙子，眼睛便倏地亮起来。有回隔壁二婶抱孙摆酒，她盯着人家怀里的婴孩喃喃，三万生二胎，十万生三胎。话到一半又急忙收声，像是怕被我们扣上老封建的帽子。倒是馨馨突然从果盘里抓了把糖塞给二婶，奶奶吃糖，甜了就不想弟弟啦。满屋哄笑中，母亲搂着孙女，眼角笑出了泪花。
父亲的白酒红酒是弟弟买的，茶叶是弟媳买的。父母的衣物鞋袜多由我们置办，妻子买得尤其勤。每回如此，母亲总要唠叨，说我们工薪阶层要节省，对弟弟弟媳也是同样的话。他们在外挣钱容易些，也不该大手大脚。我们为此没少和母亲争执，可她节俭惯了，说也无用。有时为不让我开车，她宁愿和父亲步行到汽车站，说是运动对身体好。每次来县城，总从乡下带许多菜来，说是能省些开销。今年妻子给父亲买了手机，是瞒着他买的，若父亲知道，定不会答应。
父母结婚三十余载，早已融为一体。同他们散步时，我心情总是舒畅。看他们恩爱如初的样子，便是最好的榜样。母亲为这个家付出太多，没有她的调和，断不会有今日光景。父亲能从普通教师做到校长，最后退居二线；弟弟在金融界闯出一片天；我在乡镇卫生院当医生；妻子进城教书前评上一级教师，这背后都有母亲的影子。
她从不计较吃亏，待爷爷奶奶也是如此。无论他们怎样，母亲只管做好自己。若非如此，以父亲和母亲的文化差距，本难走到一起。是母亲的品行吸引了父亲，彼此交融。这些年来，母亲用红白喜事里悟出的道理教导我们，夫妻相处要多垫脚，少拆台；婆媳之间要会装聋作哑；教育子女要像种树，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可放任自流。她说世间最好的风水，就是一家人和和睦睦地吃顿热乎饭。
母亲的精神，这家风，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母亲便是这般宝物，不言不语中，已将法则刻入我们骨髓，如今又在馨馨稚嫩的歌声里、在她啃得光溜溜的西瓜皮上，悄悄续写着新的篇章。就像她最拿手的《小桃红》，乍听是喜庆调，细品皆是人间情。
这家伙太懒了，什么也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