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病重时想吃西瓜。那年夏天雨水多，西瓜下市早。母亲牵着我，踩着泥泞的田埂，挨家挨户地问。最后在一户人家的地窖里，用三倍的价钱买来一个青皮西瓜。
西瓜上沾着泥，我在井台边洗了又洗，水花溅湿了衣襟。奶奶在竹床上急得直骂：“洗什么洗，快拿来！”她枯瘦的手抓着西瓜，指甲缝里还留着开荒时沾上的泥。
那块西瓜最终没吃完。半边搁在灶台上，渐渐失了水分，像奶奶的生命一样萎缩下去。我盯着西瓜上细密的牙印，偷偷咽口水。母亲说：“不能吃，留给奶奶。”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一块西瓜，而是一家人最后的希望。
奶奶常说：“帅帅，等你上初中，一个星期给你一块钱。”她说这话时，正在灶台边做芝麻糖，火光照得她额上的汗珠发亮。
那时我不懂，这一块钱对她意味着什么。直到多年后整理她的遗物，在针线盒底层发现一叠一块钱的纸币，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二十几块--那是一个学期的承诺。
爷爷在景德镇工地做泥工，人称“大头师傅”，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家里几亩田、一头牛、三个读书的儿子，全压在奶奶肩上。我见过她赶牛耕田的样子--瘦小的身子几乎被犁杖带倒，却死死攥着缰绳，像攥着命运不肯松手。她常说：“力气用了还会长，荒了的地就再也种不回来了。”
那年暑假暴雨连连，她拖着病体去开荒种芝麻。雨幕中，黄牛和她都成了模糊的影子。后来她高烧不退，却还惦记着地里的芝麻苗。父亲背她去诊所时，她伏在儿子背上，轻得像一捆晒干的稻草。我追在后面，看见她裤脚上沾着的不知名的花，金灿灿的，像小小的太阳。
最后一晚，母亲做了一碗面。我端过去时，小风扇正“嗡嗡”转着，把奶奶的白发吹得飘起来。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歇很久。面汤的热气氤氲中，我看见她眼里蓄着泪，嘴唇蠕动着，却终究什么也没说。
清晨，我听着爸妈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我知道奶奶这次真的不行了。
不久后，奶奶真的走了，她的逝去让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失落和空虚，好长一段时间仿佛我的心灵被掏空了一部分。往后，脑海中时常会想起，奶奶走了，枕边还放着那半块西瓜的情景。
如今，我成了医生，白大褂口袋里总装着几颗糖。遇到不肯吃药的孩子，就变魔术似的掏出来。看着他们破涕为笑的样子，我总会想起奶奶——要是当年有现在的医疗条件，她或许能吃到更多西瓜。
清明节前回家，看见父亲在整理相册。尽管他退居二线，却还保持着奶奶的习惯：记账本上的数字工整得像印刷体，剩菜总要热几遍才舍得倒。相册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小名，画着几个圆圈。父亲说，那是奶奶学写的第一个字。
山上的野菊开了，金黄的，像那年沾在奶奶裤脚上不知名的花。风过时，我仿佛又听见她说：“帅帅，一个星期给你一块钱……”
这一块钱，她终究没能亲手给我。但二十几年来，它一直在某个地方存着，连本带利，早已变成了无价的财富。
这家伙太懒了，什么也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