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最后一天，穿上绿军装的我，在父亲的陪送下，踏着薄薄的残雪，走出了让我骄傲又让我无奈的沂蒙山，和沂水的104个战友一起，乘着两辆敞篷汽车，在绵绵细雨中一路东行，下午四点左右，到达了胶州湾畔的青岛西海岸，从此，开始了我人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两个月新鲜紧张的新兵连生活，我们像一群呀呀学语的孩子，每天迎着朝阳，踏着落日，在紧张有序、苦中有乐中初步完成了从学生、农民到“兵”的蜕变，成了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红旗挂两边的解放军战士。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山东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步兵第一团四营十一连，部队代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55112部队67分队，驻地在山东省胶南县小珠山下的扒（pá）山村附近，那里离胶州湾海边最近不过2公里。井然有序的营区像一个大棋盘，十几栋青瓦屋顶花岗岩石墙的营房布阵似的排列着，笔直的三条沙土主干道贯穿营区南北，两边是合围粗的大杨树，到处干干净净，沙不扬尘。当时在那里驻防的有团部机关、一营、四营、团特务连、团炮连等十个连队以及集训队、后勤分队、卫生队等团直属单位，另外还有两个家属院、一个家属工厂。二营住在离团部十几里的薛家岛，三营在潍北农场。
十一连是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大功连队。我第一次进连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面墙上挂着的一面被战火摧残熏染的灰黑斑驳遍体鳞伤的军功旗，但“黑山阻击大功连”几个大字和落款还可辨认。前几年，连队一直在胶县洋河农场种水稻，1974年底才来到团部驻地改为全训连队。
我开始了兵的生活。早晨六点，一曲悠扬的起床号把宁静的军营从睡梦中唤醒，又一阵号声后，一队队整齐的队伍便从各自的宿舍前开出，“沙——沙”的脚步声伴着此起彼伏的“一、二、三、四”口号声，像一股股溪流般的流向操场，我们便像闹钟上的指针一样节奏分明、紧张有序地一圈一圈转动起来——早操，洗漱，整理内务卫生，早饭，训练或教育，午饭，午睡；下午又是训练或教育，晚餐后还要开展小型练兵活动，之后或是晚点名和班务会，或是学唱歌和读报，此外还有白天岗、夜间岗，一天又一天的紧张着，疲劳着，快乐着，锤炼着，成长着。
我们连编有四个排，共十二个班，其中一、二、三排的一至九班是步兵班，四排的十班是六0炮班，十一班是火箭筒班，此外还有炊事班。和我一同分到十一连的新兵有二十多个，其中我们七班三个，泰安的亓振明因会吹小号，没几天就被借调去了师宣传队。
那时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连排干部中只有三排长王玉章高中毕业，班长、战士当中高中生也不过五、六个人。我们那批分到十一连的新兵中，高中生好像只有我、亓振明和四班的孙兆伟。记得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孙兆伟不知怎么聊起了《红楼梦》，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里面的故事、人物和诗赋，葛班长等五、六个老兵居然认认真真地听了一个夜晚，末了，班长还说了句“肚子里有点儿东西。”现在想来，真是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
也可能因为此，老兵们好像对我和孙兆伟有些偏爱，还没正式训练，他们就教我们练刺杀，单、双杠等，并夸我们悟性很好。
二
下连后不到一个月，我被调到连部当通信员。每年老兵退伍后，连队就对各班的骨干（班长、副班长）进行一次调整，我们新兵下连时，各班的骨干已经配齐，前任通信员李殿举已到二班任副班长。那时我才明白，怪不得文书赵从信那阵子有空就到我所在的七班去玩，原来是在考察我。
按照部队的说法，连队后勤有八大员：军械员（文书兼）、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炊事员、给养员，此外还有兼职的饲养员和种菜员。这八大员里的军械员、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都属于连部人员。我们连部在连队营房的西头，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文书、卫生员、司号员六个人工作、睡觉、吃饭全在连部，四张单人床、两张双人床加上八张办公桌，把那间三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因没地方再按床铺，也为了工作方便，文书（相当于我们的班长）赵从信让我跟着借住团集训队的连长住。
《内务条令》规定，通信员的职责主要有四条：（一）准确、迅速地传送命令、指示和报告，按时传递文件。（二）熟记有关单位的番号、代号，熟记口令、路标、信号和敌我识别标记。（三）熟记有关首长和单位的位置、距离、路线以及沿途情况。（四）及时取送、分发报刊和邮寄品。平时不过向各排（班）传达连首长的口头通知，取拿、分发报纸信件，接听电话等，再就是烧水、扫地、擦桌子和日常接待，工作不累，就是每周接近两次的值班比较粘人。有个星期天，一些战士请假去看积米崖鱼码头捕捞的一条六千多斤重的大鲨鱼，我因为值班未能一睹，当时感到很遗憾。
刚到连部时，不会用煤生炉子，加之煤的质量不好，每天早晨弄得屋里乌烟瘴气，司号员蒋光慈帮我教我，有时文书赵从信也亲自示范；给连长指导员倒水时，总是把杯子倒得满满的，让人端起来都困难。不久，营里组织了一次通信员培训，教学了一些通信员工作的基本常识，如怎样接听电话并做好记录，怎样上传下达，怎样接人待物、倒水敬茶，以及日常礼貌用语等，我这才慢慢上了道。
对通信员的基本要求是“四勤”，即：眼勤、耳勤、腿勤、手勤。“四勤”本来是为保证准确、灵活、能动的完成工作任务而言，而我有时却偏离了方向，弄出了笑话甚至犯过错误。有一次，副连长要做一个木箱，木板东凑西凑不够用，我忽然想起前几天看到修械所新锯了很多杨木板，就自作主张去拿了几块。这事不知怎么让营长知道了，他专门召集全营通信员开会，严肃的批评了我，记得他说：“我们‘眼勤、耳勤、腿勤、手勤’怎么能‘勤’在这些方面呢！”直羞得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还闹了个“眼勤”的笑话。我们的连部和团集训队队部是对门，集训队的赵指导员爱开玩笑。有一次，集训队队长的爱人在连部对面的水龙头上洗衣服，坐在集训队门口看书的赵指导员大声招呼我：“小张，你过来！”我走到他跟前后，他小声对我说：“你过去看看，队长他老婆裤子上好像有字。”我不知赵指导员是什么用意，但也好奇，就真的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她的裤子是用化肥袋子布染过后做的，上面还能隐约看清“尿素”等字样——那时农村经济不宽裕，有种进口的化肥袋子类似府绸布，因此，常有人家将化肥袋子染后做衣服。赵指导员见我害羞的样子，一阵开心的大笑之后，随即大声朗诵了起来：“队长家，真正富，尼龙袜子尼龙裤。前面看是日本产，后面看是尿素，裤裆里夹着含氮量百分之二十五”。不知到队长爱人有没有听见，我感觉自己像个猥琐的小流氓一样，急忙逃进了连部。
那年的秋天，营里又组织了一次通信员集训，考核时，通信班长让我晚上八点半出发，于十点半前取回约3公里外的一个文件。开始计时后，我背上通信器材包，带着通信班长给我的标有密位数的纸条和指北针就出发了。
寂静的旷野里，月光如水，远山朦胧。第一个点找得很顺利，是在一个垛满花生的麦场上，麦场中间，还晾晒着一大片刚摘下来的花生。下一组密位数指向的是一片开阔地，我便沿着刚刚刨完花生的农田深一脚浅一脚的向东奔去。开阔地尽头是一个山坡，登上山坡后，有一片刺槐树林，进了树林发现是一片墓地，斑驳迷离、若明若暗的槐树影子幻化成扑朔迷离的影象，让我本来就有些紧张的心一下紧缩了起来，头皮都有点儿发麻。无奈任务在身，只好抖搂精神，强制自己不去多看多想，迅速寻找着可能隐藏文件的标志物。幸好坟地不大，不一会儿，就在一个坟墓的供石台边找到了那份“文件”。我打开信号旗后面的信号灯照了一下，纸条上写着：“原路发现敌情，另路返回”，后面有一组密位数字，用指北针标定了一下，发现指向的竟是山顶方向，没错，就是山顶！因为我看到山顶处黑压压的松林里有一条亮隙，我断定那是条山路。
翻过山岭直下出了黑松林，是一条拖拉机道路，路的左边有个村庄，家家睡的正香，狗不叫，鸡不鸣，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绕过村庄后，我判断了一下营区的方向，借着明亮的月光，一口气跑了回去。
秋后，团集训队搞夜间连进攻演练，借调我去当信号员。每天晚饭后，我就背着两只信号枪和信号旗，跟着刘松林教员沿着进攻的路线上坡越岭。那几天每晚都是双枪齐发，红、绿、白信号弹一颗颗划破夜空，让我过了一下打信号枪的瘾。
三
1976年是我国的多事之秋，震惊世界的几件大事，历经那个年代的人都会记忆深刻：1月8日，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去世；5月29日，云南省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数千人伤亡；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与世长辞；7月28日，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这些事件，每一件都给国家、人民、军队带来了重大影响，每一件都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与这些事件同时传播的还有，3月8日，一颗陨石在吉林上空降落爆炸形成罕见的陨石雨，其中三块较大，最大的一块重达1770千克，钻入地下6米，砸出了3米多深的大坑；3月21日，上世纪最漂亮的威斯特彗星于两次分裂后离开了地球。
7月（28日）的一个晚上，一阵“哒哒哒哒”的门窗玻璃振动声把我和燕广振连长从熟睡中惊醒，我们立刻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便赶紧穿好衣服准备去连队看看，那时营区里已经“咚咚锵锵”地响起了锣鼓声。我们出门后，见团部值班室、营部和各连连部的灯都亮着，十连连部门前还有几个人在说话。我跟着连长到连部和各排转了一圈，除连部的几个同志起床外，其他没什么异常，便回到了宿舍。
第二天，连队接到了通知，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全连战士起床后就打好背包，除了打饭上厕所外谁也不准离开宿舍，二十四小时待命，大部分战士干脆夜里背包也不打开，连队还新添了些铁锨、搞头、绳子之类，要求人手一件。团、营、连都增加了岗哨，排出了轮流值班表，各级昼夜值班和不间断在营区内巡逻。我被安排和王春生副连长一班。那几天连降大雨，让本来就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压抑感，每个人神经都紧绷着。副连长责任心很强，也特别小心，一会儿出去看看天，一会儿去看看水井，还不时到东面的猪圈去看看猪们有没有反常现象。好像一直持续了一个星期，才解除一级战备进入常备状态。
那时信息来源渠道很少，而从报纸、广播里知道的信息有限，要想多知道点儿内情，只能靠“小道消息”。四排长王登维的爱人是23野战医院的护士，被抽调参加了唐山的抗震救灾。她每次给王排长来信，都谈一些抗震救灾中的事情，王排长就念给我们听。从她的信里，我们多少知道了些灾区里面的情况：比如很多解放军战士没有工具全靠用手扒，指甲全都磨光掀掉；坍塌的建筑下面到处弥漫着腐尸臭味，熏得她们每天直呕吃不下饭；当时规定在地震刚发生的前三天，解放军见到不法分子可以就地枪决；曾有一发不难之财者落入水中，被解放军救上来时竟双臂带满了手表；有一小孩靠床底下储存的白菜活了8天，有人靠床头下未打扫的苹果皮活下来，等等。后来才知道，短短的23秒，就有24.2769万人死亡，16.4851万人重伤，54.4000万人轻伤，7200个家庭绝户，4000多儿童成为孤儿，97%的地面建筑被摧毁。1982年我去唐山出差，还专门到震区看了看，虽然已经过去了5年，但进出唐山的铁路两边还竖着木板墙，可能是不想让旅客看到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唐山市还是一片废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家狭小的平房旅馆，房间仅能容下两张单人床，墙壁还是湿漉漉的。路过坍塌的唐山工人医院时，看到朱德题名的大门横梁斜插在废墟里。在东面新建的街道上，我问一个四十多岁的师傅当时的情况，他告诉我整个唐山只有凤凰山上的凤凰亭完好，于是我特意登上凤凰山看了看凤凰亭。在回旅馆的路上，见有卖橘子的，我想买2斤，那人立即挑拣了一些最大最好的，称重时，只见秤杆一撅，秤砣迅速滑了下来，他就把橘子打包给了我。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帽徽红领章，他是在用那样的方式感恩解放军。
唐山地震后不久，又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工、农、商、学、兵无不处在极度悲痛之中。团里召开追悼大会那天，走在全营队列最前面的营长和教导员都一路嚎啕大哭。李春华营长1955年入伍，听说他在旧社会讨过饭，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让他过上了好日子，那天他悲恸地说话都不连贯，鼻涕流过下颚挂的很长。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我，心情当然也很沉重，但更担心没了英明领袖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