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世已十五年，每当忆起她的音容，那幅裹着扎头巾的画面便在脑海中反复浮现。扎头巾包裹的齐耳短发，似是捆住了岁岁年年的四季更迭；褪色布结的褶皱里，悄然藏着岁月的沧桑印记。勾勒出母亲一生艰辛半世辛劳的模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老家的中老年妇女常裹着黑色或靛蓝色的头巾，用来防尘、防晒或保暖。这种头巾是由农妇自织的白土布制成，待染布匠走村串巷时染上色，便成了俗称的“扎头巾”。自我记事起，母亲头裹扎头巾的装扮，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生我那年正好四十岁，因此，待我四五岁记事，她早过不惑之年，头上裹着的扎头巾，是她最稀松平常的形象。母亲头上的扎头巾，这看似极其普通的物件，却承载着我对母亲特殊的情感，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念想。
儿时与母亲同睡，每晚入睡前，总能看见她取下扎头巾，晾在床弯处，随后放下灰色蚊帐。每当我嚷着被蚊子叮咬，母亲就会用那方头巾在蚊帐内用力往外扇动，一下又一下，直至将蚊子驱赶干净，哄我安然入睡。她扇动头巾的节奏，宛若温柔的摇篮曲，伴我进入甜甜的梦乡。有时，半梦半醒间，我闻到扎头巾漂来的皂角香，那是母亲勤劳的味道。
母亲每日总是早早起床，穿衣洗漱后，便开始裹扎头巾。她动作娴熟：双手捏着头巾两端，先贴向额前，再朝后拢起，沿着两侧仔细包裹至脑后，最后熟练地打上布结。临出门前，她总会走到柜台上的旧镜前，认真端详，确保头巾平整服贴。那旧镜子，早已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映照出母亲纯朴而善良模样。
清晨，母亲迈出卧室便径直去了厨房。她揭开灶台上大锅，往已备好切碎猪草的锅中注满清水，撒上碾米时筛出的谷头粗糠，盖上木盖点火熬煮，随后转身准备全家人的早饭。岁月久远，已记不清那时的早餐具体是什么，但肯定不如现在丰盛，想来不过是些粗粮淡饭，简单至极。
比母亲稍晚起床的父亲，一起身就出了门，也不知他忙些什么，反正母亲饭做好时他便回来。母亲做好早饭，一边催促我们几个孩子起床，一边去猪圈里喂食。她瘦小的身子在屋内屋外不停穿梭，脑后黑巾扎成的布结两角，在晨曦中如轻盈翻飞的家燕，忙碌不停。
那个年代，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出工，即便有自留地的农活，也只能在中午休息或傍晚收工后抽空料理。母亲早晨操持完家务，匆匆扒几口早饭，出门前顺手拢了拢头上扎头巾，便扛起锄头或手持镰刀，与其他社员一道出了村口，沿着池塘边的小路，朝远处的山冲走去。“春天孩儿像，一日变三样”，阴天时，母亲她们会带上雨笠，雨来便戴在头上，紧紧压在扎头巾上。春寒料峭时，有的男人会披上棕编的蓑衣，那蓑衣厚厚的，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是遮风挡雨的好物件。如今那蓑衣在乡村难得寻见，倒是现代都市，那些装修精美的田园风格的大酒店，时常能见，俨然农人劳作归来将其挂于墙上的景象。这暂且不提，眼下向山冲远远望去，细雨朦胧的田野里，披着蓑衣、戴着雨笠的劳作身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而母亲，就是这幅画卷中最动人的一笔，他在田间辛勤劳作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这画卷却不是酒店能仿效出来的。
早春农闲时光，在开春不久，惊蛰未至，万物尚末复苏，春耕春播还不着急。村里派给母亲她们的多是割草、修岸的轻活，不算十分繁忙。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一起出工，让我在旷野里随意玩耍，去田埂或山坡上寻些野果吃。可我在母亲干活的地方周围转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一点能吃的野食。还是母亲趁休息时间，让我坐在田埂上等着，她朝山坳的油茶林走去。不一会儿，母亲提着扎头巾回来了，头巾里鼓鼓囊囊的。她打开头巾，里面装满了茶耳。这下可把我高兴坏了，忍不住蹦了起来。茶耳学名叫茶饼病，是油茶树新发的嫩叶被食用真菌侵蚀后长成的肥厚叶瓣，吃起来清脆甘甜，是我们童年最喜爱的野生食物，一般平时很难寻觅到。据《神农本草经》记载，茶耳有极好的药用价值，它具有清热解毒、润肺化痰、促进消化之功效。如此这般好的美食，竟以为是母亲如魔法般变幻，信手拈来，全然不知采摘时的艰辛，后悔孩提时不经事。母亲扎头巾里盛着满满的幸福和山野的味道，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从未淡去。那一刻，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温柔的笑容，看着我吃得开心，她的眼里满是慈爱。
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家庭陆续分到小块自留地，用于种植蔬菜、饲料。自留地诞生于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浪潮当中，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时，曾被全部收归集体。直到农民“大食堂”解散后，这些土地才重新分配到户，并明确实行长期不变政策——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农户。起初，各家自留地多分布在房前屋后或邻近庄稼地旁，后来，村民们自发到村后山冲开垦荒地，久而久之，这些旱地也成了自留地的一部分。自此，村里的成年人除了要完成集体劳动，还要抽空打理自家田地。
每当父母去山冲的旱地劳作，总会带上年幼的我。我常被安置在坡地上玩耍，清晨的山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我顺着天然土坡来回滑行，尽情撒欢。待日升中天，炽热的阳光炙烤大地，暑气蒸腾。玩累了的我顶着烈日跑到母亲身边抱怨：“好晒啊！”母亲闻声，立刻取下头上的扎头巾，蘸上带来的井水浸透，然后轻柔地覆在我头顶。霎时间，清凉的水气混着母亲身上特有的气息萦绕而来，燥热与疲惫瞬间消散，只余满心惬意与安宁。
那方洗得有些发白的头巾，为我挡住了灼人的阳光，却让母亲的银发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那时的我尚不懂得，母亲扯下头巾的瞬间，遮住的是我头顶的骄阳，却把所有的辛劳与酷暑都留给了自己。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时光里，母亲用体温为我撑起了一方荫凉，而她自己的脊梁，却在岁月的骄阳下渐渐弯成了故乡的田垄。
那时，我家六口人，大姐稍年长，早年外出读书，二姐、哥哥和我都未成年，全靠父母挣工分养活一大家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于是，父母商量后，春天把屋后那三分自留地改种了席草，夏天收割晒干捆好收起，到冬天农闲，尤其是冬雨连绵的日子，母亲便拉着父亲一起编织草席。编席编编停停，通常几天才能编成一条，待攒够三五条，选个圩日，挑至十五里路外乡集镇售卖，换点钱补贴家用。
编席子枯燥乏味，人得挺直腰板坐在席架前，插草压筘，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往往忙乎半天，编出的草席也没见多长。有时父亲因编席辛苦跟母亲闹别扭，然后不欢而散。每当这时，母亲总会泪眼婆娑，从头上取下扎头巾，默默地擦拭着眼角。编织草席，父母那辈还是娴熟的技能，如今却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名录，可见，这世间沧桑变化何其之快啊！
在记忆的长河里，母亲的一生满是艰辛，其前半生尤为凄苦。七岁时，因外婆家子女众多难以养活，外公无奈将她送去别家当童养媳。十二岁时，外公实在不忍外婆整日以泪洗面，花双倍价钱才将她赎回。成年后，母亲嫁给了身为孤儿的父亲，家中一贫如洗，无依无靠。婚后，父母靠着勤劳节俭勉强度日。母亲先后生下八个孩子，却有四个不幸夭折，其中最大的孩子离世时已十三岁。每一个幼年逝去的孩子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给她带来难以言说的伤痛。那些日子里，母亲常常独自坐在角落，抱着孩子的衣物默默流泪，泪水浸湿了她的扎头巾，也浸透了她的心。
母亲年轻时曾患重病，产后症发作，险些丧命。当时病情危急，父亲请来了舅舅，乡亲们甚至开始准备后事。所幸母亲最终从死神手中挣脱，死里逃生。病愈之后，母亲的身体愈发清瘦单薄，却依旧用扎头巾裹住明显枯黄的头发，每天继续坚持田间劳作、操持家务。
小时候，我时常肚子闹蛔虫，发作时腹痛如绞，冷汗浸透衣衫。每回这时，母亲便将我驼在背上，让我的肚子紧贴她温暖的脊背，哼唱着轻柔的童谣来回踱步。我的脸颊贴着她扎头巾，在熟悉的气息里，疼痛渐渐化作倦意。那时才明白，母亲的扎头巾不仅是防尘防晒的物件，更是我童年最安心的港湾。
母亲头上的扎头巾，宛如一首悠长的民谣。春播秋收时，它沾着晨露与泥土，勾勒出母亲田间劳作的身影；寒来暑往中，它裹着灶台烟火，编织起温暖的生活之网。它见证着母亲恪守传统美德的坚韧，承载着无私奉献的母爱，每一寸布料都浸透了勤劳与温暖。
长大后，我渐渐离开了家乡。像一只飘向远方的风筝，母亲的扎头巾犹如纤细悠长的绕线，一头牵着自己，一头系着母亲。在城市的喧嚣中，在名利熏染的旋风里，母亲拽着绕线为我调准方向。每当遭遇挫折与困难，倍感疲惫与迷茫时，我会想起母亲在田间劳作的样子，想起那方扎头巾，心中便会涌起一股力量，支撑着我继续前行。
结婚了，妻子曾经亲手为母亲偏织了几顶漂亮的羊毛帽子，说是要给她冬天御寒保暖。羊毛帽子款式新颖，质底柔软，色彩鲜艳：有红色、紫色、还有蓝色的。然而，每当冬天来临，寒意渐浓，羊毛帽子依然宝贝似的珍藏在母亲床头的木箱里，不舍得拿出来。问她时，母亲解释说：“那羊毛帽子金贵，等到老得动不了再戴。”听着这话，我顿感哽咽。其实，母亲早已习惯了那方扎头巾，尽管不如羊毛帽子厚实，她却总觉得扎头巾裹得踏实。
如今，母亲已离开多年，她的扎头巾却成了我心中的血脉图腾，在我的身躯里延续着她的纯朴与善良，托举起生生不息的希望。也许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方扎头巾，它承载着我们对家人的深深眷恋，提醒着我们要永远珍惜那些温暖而珍贵的回忆，始终记住那份深深的母爱。
